中国的火车票价还是定得太低了。这点可以从每个火车票代售点的排队长龙看出来，假如不是因为火车票价太低，人们是不需要、也不会愿意排队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排队是一种浪费。一个人站在窗口前排队，对他而言，是能买到一张票，但对社会而言，让他白白站在那里是一种浪费，因为他本来是可以干别的活，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不是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应该想着为社会作出贡献，而是说，一个社会制度的选择，应该以能够鼓励人们生产的为上。
火车票只是一个范本，我们要分配火车票，就应该挑选能够鼓励人们生产、对社会有益的规则。这和我们分配大米、白菜、宝马、电脑等物品是一样的：按价高者得的方法分配，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对穷人就不重要，而是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人们生产。
有些人说，由于铁路是垄断经营的，所以即使票价再高，也不能够鼓励生产。这是错误的看法，票价不够高，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铁路系统就不会增加运行的列车，或者他们的服务态度就会大打折扣，怎么能说由于垄断，高价就不能鼓励生产呢？
另一方面，按价高者得的方法分配火车票，人们就只有在别的地方努力工作赚钱，才能买票，否则就回不起家，怎么能说高价不鼓励生产呢？
离开了对效率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公平问题，说以“价高者得”这种办法分配火车票对穷人不公平，因为他们买不起票。是的，这对穷人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不用这个办法，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说得上是公平的。
排队是公平的吗？不，不一定的，排队对那些没时间、没精力排队的人不公平；和黄牛党周旋是公平的吗？也不一定，这对那些胆小怕事、不敢做地下交易的人不公平。
总之，只要我们拿公平出来说事，就一定不会得到一个完满的结果。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对一个人有利的规则，对另一个人就不利。退而求其次，我想我们应该追求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公平：那就是谁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谁就应该得到回报。这样看，我们就得承认，应该让那些花得起钱买票的人回家，因为他从别的地方赚到钱，那证明他已经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当然，有些人的钱是不干净的，但这是另一回事，总不能因此就否决价格准则吧？假如这样的话，那吃饭、买房、出国等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不应该以“价高者得”的办法解决了？
另外，有的朋友说，由于铁路是国营的，所以不应该涨价，因为不甘心让那些官僚赚钱。是的，我也不甘心。但是，假如我们不涨价——否决价高者得的准则，那受损的还是这个社会，因为民工们把时间花在排队上，城市里的房子就盖得少了，房价也就更高了。
噢，不是说民工就一定得为城市里的房价着想，而是说，让他们去排队了，社会财富就减少了，实实在在的减少了。而这一点，同样只是一个范本，在任何行业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考虑选择怎样的制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才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包括坐火车、回家探亲访友、享受天伦之乐。因此，火车票应该涨价，只有充分的涨价，充分的利用“价高者得”的办法分配火车票，才能鼓励生产，才真正的有利于整个社会。
弗里德曼说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而薛兆丰则把这个观点推进了一步：即使天下有免费的午餐，也会因为人们之间的争夺而变得有价。两位前辈的观点都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也都不难得到事实的验证，但到了某些具体问题上，人们还是常常把这些道理给忘了。
五、六年来，每当春运到来，关于火车票要不要涨价的问题就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似乎成了每年春运的前奏，也成了春节即将到来的一种气氛。据我所知，这话题是薛兆丰于2001年引爆的，他当年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文章，已经成了每年人们争锋的焦点，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所有反对火车票提价的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薛兆丰这三个字的。
2001年的时候，我也不喜欢薛兆丰这篇文章。光看到那个“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标题就够让人讨厌了。“人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呢？民工多么贫穷，多么辛苦，多么需要过春节，薛兆丰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和民工作对？”——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看都没看他的那篇文章，就已经在心底里讨厌他、痛骂他了。我知道，现在很多在网上狂骂的人就是和当初的我一样，他们仅仅看到标题就去骂人了，他们根本没有去看薛兆丰到底说了什么。
但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应该认真看过薛兆丰的文章，但他们还是反对薛兆丰的观点，这些观点，值得回应一下。这里列举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对其进行反驳。
“补贴”可能适得其反
一是吴向宏先生的“补贴论”。吴向宏先生认为：“只有当所有个体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市场交易才会有益于所有人。”而当前中国农民工是“被剥夺了经济自由的”，所以应该以低价火车票补贴农民工，否则就是不公平，就是低效率。
吴向宏先生的论点有两个问题。一是这“补贴”不是免费得来的，吴向宏先生认为应该得到补贴的人——农民工——可能正好为这个补贴承受巨大的代价；二是这补贴未必真的能补到农民工的身上。
政府所有的补贴，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里补一块，那里必定就得收一块。而更多的时候，是当政府在这个地方“补贴”一块，他就得从那个地方拿来两块，甚至更多。
在被政府拿走的那些钱，谁的损失会更大？是农民工。为什么？当政府要面向有个社会、企业加税的时候，这税负的分布是怎样的呢？通常是企业承担多一些还是员工承担多一些？答案是看企业与员工，看谁更强势。强势的一方，少交一点税，弱势的一方，多交一点税。假如要演练一番是这样的：
政府：喂！生产衬衫的、皮鞋的、打火机的，为了补贴农民工坐火车回家过年，我们要加税了，你们每个月必须多交10％的营业税。
老板：唉，又加税了，没办法，为了不关门，我就把这税交了吧。可是多交了这税，我可能还是得关门，怎么办？减工人工资吧。喂！张三！李四！最近世道不好，我要减你们工资了，以后你们每个月的奖金都会减少50％，怎么样？
民工张三：不行呀！我们的工资已经很低了……
老板：不行吗？那你下个月不用干了，李四，你还要干吗？
民工李四：不在这干也不知道到哪找活儿去了，你减就减吧，我继续干！
民工张三：唉，我也继续干吧。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政府可能是向“老板”、“企业”征税，但这税最后会分摊到工人身上，因为老板太少，工厂太少，而像他们这样的工人在中国却还比比皆是。一句话，工人的选择还太少，而工厂的选择还足够多。所以政府加税之后，主要的承担者还是那些最底层的工人。
现在要补贴的钱已经拿来了，谁会得到它呢？是那些“没有自由经济权利”的农民工吗？不一定的。这些农民工，要想得到这些补贴，还得排队，还得和黄牛党打交道，或者，即使排了队，找了黄牛党，仍然拿不到票。因为只要这火车票是有价值的，就必定有其他人和农民工一起争夺，而我们没有理由说在价格低的情况下农民工就更容易争夺到火车票。
记住，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而即使天上真的掉下了馅饼，也会因为人们之间的争夺而变得稀缺、有价。
铁路垄断和当下火车票分配无关
第二类反对火车票提价的观点是“垄断论”。是，铁路系统现在是垄断的，但人们对火车票的争夺行为会因为铁路系统是垄断的而有所改变吗？不！不会！说运力太低、座位太少是垄断造成的是对的。但在有既定数量火车票的情况下，要怎么分配这些火车票才有效率呢？
和很多物品的分配准则一样，仍然是“价高者得”这种效率最高。这一点并不会因为铁路是垄断的而有所改变。在有限的火车票中，价格订得太低，铁路内部的人就必定会贪污腐败；价格太低，人们就得彻夜排队才能买到火车票；价格太低，人们就得和黄牛党打交道才能买到火车票。
认为社会财富集中到“国有垄断部门中”还不如让黄牛党赚掉好吗？OK！可以，可以痛恨国有垄断部门，可以为黄牛党的生计着想。但另外一些愿意花钱而不愿意排队的人怎样了？另外一些不愿意像做贼似的和黄牛党周旋的人怎样了？这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又怎样了？
假如说因为铁路系统是垄断的，所以火车票的分配可以不管效率高低，那我也没问题。但是，假如我们要追求一个有效率的分配制度的话。我们就避不开“价高者得”这个准则。也不要以为有些人赚得钱少所以这种准则不公平，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那请问哪种办法是公平的？排队是公平的？铁路官员腐败是公平的？由黑道控制黄牛党赚钱是公平的？
“需求刚性”不存在
第三类是所谓的“需求刚性”。秋风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说：“假如某种社会文化因素使得该需求极为刚性，价格就会对该需求失灵。春节回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需求。人人都想回家，这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能阻遏的需求。”
在中国推介经济学多年的秋风先生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在让我感到奇怪。他怎么会认为价格会“失灵”呢？用科学的眼光看，价格是可能失灵，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价格从来不失灵。事实上，就是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价格也从不失灵！
为了赚每个月1500块的工资，工人可能愿意天天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挖煤；为了赚每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工人可能愿意天天充当蜘蛛侠清洁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为了一个月一万块钱的稿费，某些人可能愿意出卖灵魂天天痛骂地产高喊房价必跌！
是的，只要价格够高，就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到，只要代价够高，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愿意放弃。总之，在经济学人的眼中，不会有“价格失灵”这回事。就火车票价而言，我们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火车票价涨到一万块钱一张，那人们的需求还会是“刚性”的吗？人们还会彻夜排队吗？人们还会一定要在春节回家吗？
不会的。要验证这点很简单，秋风先生您只要走到火车站售票处，问任何一个民工兄弟，说给他一万块钱，换他今年不回家过年，看他干不干就知道了。我看得到肯定答案的把握几乎是百分百的。所以，说“火车票价上涨不会抑制需求”是不对的。
在这篇文章动笔之前，今后春运火车票不再涨价的消息就已经满天飞，而我当然也知道，写这样的文章不会改变什么。但火车票不涨价就是劣招，我知道这一点，也见到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我应该说出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的：“从公民责任的角度看，讲出不同意见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有没有人听，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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